4月10日，武夷山市医疗卫生系统所属的市立医院、中医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等14家医院，聘请了武夷山市公安局14位民警担任综治副院长，防止“职业医闹”及处理解决医院的安全保卫工作。

    据介绍，被聘请担任医院综治副院长的14名民警将完全融入所聘医院，负责抓好医院治安安全基础工作，应对突发性事件，维护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警方表示，除了常规的维护医疗秩序、打击盗窃等职责，民警进驻医院的另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解决医疗纠纷，防止医闹扰乱医疗秩序。

    警察受聘医院是一种权力错位

    4月10日，武夷山市医疗卫生系统所属的市立医院、中医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等14家医院，聘请了武夷山市公安局14位民警担任综治副院长。警方表示，除了常规的维护医疗秩序、打击盗窃等职责，民警进驻医院的另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解决医疗纠纷，防止“医闹”扰乱医疗秩序。（《东南快报》4月12日）

    武夷山警方此举，看似一种警务创新，实是违法之举。《国家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款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赢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赢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22条第10款也明确规定：人民警察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且不论武夷山警方此举背后有无利益驱动因素，单就民警受聘任职而言，已属明显违法。而且，该违法已不单是某些民警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级公安机关的组织行为，其性质更严重、影响更坏。

    人民警察的基本职责是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法治之要求，警察权的行使必须恪守法律规定的界线，越权即为违法。而武夷山警方却表示，受聘民警除常规的维护医疗秩序、打击盗窃等职责外，另一个主要职能是解决医疗纠纷。众所周知，医疗纠纷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规定，其解决途径包括：双方协商解决、由卫生行政部门帮助调解解决、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等。很显然，警方介入医疗纠纷处理，是一种职责错位，属越权执法。

    那么，警方受聘医院，是否会有利于维护医院治安秩序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首先，对警方而言，维护医院等社会公共场所的治安秩序，乃其法定职责，受聘之举纯属多余。其次，此举恰恰会干扰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执法。因为，公正的前提是中立，如今民警成了医院的人，再去处理与医院有关的案件，岂不是让自己担任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违背了起码的程序公正原则？再退一步说，即使民警能做到执法如山、不偏不倚，但又如何能让对方当事人信服？因而，此举实际上是陷公安机关于不义地位，不仅不利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而且带来更多问题。

    至于“医闹”问题，也需具体分析。对一些受人雇佣、专门在医院闹事的不法人员，警方有义务打击取缔，以维护医院的治安秩序。但多数情况下，“医闹”仍是医疗纠纷的一种外在表现，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是由医院方面的乱收费、服务差等问题造成的。因而，对于向医院反映合理诉求、并未损及公共秩序的“医闹”，警方应谨慎介入，更不能动辄采取抓人、取缔等严厉手段。这样，不仅不利于矛盾解决，而且会使已经相当紧张的医患关系火上浇油，更会损害公安机关“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良好形象。

    警察权是一种公共权力，只能服务于公共目的，用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且，其行使往往事关人民的安全与自由，因而必须严守法治，谦抑而克制。武夷山警方的荒唐之举，显然背离了这一要求，暴露出我国警察权行使中的某种恣意化倾向。警示这一点，也许比单单纠正武夷山警方的错误行为更重要。（毛立新）

    警察当的是医院副院长还是“家丁”

    12日最热闹的新闻要数“医院聘民警当副院长防医闹”了。据《东南快报》（4月12日）报道，近日武夷山市医疗卫生系统所属的市立医院、中医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等14家医院，聘请了武夷山市公安局14位民警担任综治副院长，防止“职业医闹”及处理解决医院的安全保卫工作。行使公权的警察竟公然成为医院的副院长，这个明显违背权力使用常识的怪事立即引起舆论大哗。

    这哪里是什么“副院长”，分明是医院花钱雇的“家丁”。警察如果有一丁点儿自知之明，都不会认为医院会看中自己有啥“胜任副院长”的个人能力：没有警察的权力资本，医院哪里会花钱请个凌驾于自己头上的副院长来——防止职业医闹及处理解决医院的安全保卫工作，实质就是医院的“家丁”。

    面对愈演愈烈的医闹问题，医院不想着通过完善医疗事故处理和调解机制，以及在法治框架内化解医闹，而想着让警察入驻威慑、强压医闹，这充分暴露出医院的病急乱投医和霸道，这种威慑只能进一步激化医患矛盾。医院此举显然是荒唐的，更为荒唐的是，警察竟然接受了医院的邀请，受之无愧地以警察身份当起副院长来。

    多少教训才能祛除警察脑子里的“家丁意识”？回想一下，舆论对警察这种出卖权力身份的“家丁行为”批评过多少回了——有地方警察为富人提供专门保护；有地方警察甘为官员的私人保安；有地方警察甘为富人的送葬队伍护驾，这些都曾遭到过舆论的激烈批判。多少舆论启蒙才能养成警察起码的公权分寸感？这几年，媒体上一直讲着这样的常识：政府是纳税人的税收供养起来的，部门的公共服务和警察的保护应该平等地面向所有人；权力源于公授，所以权力应该有敏感的回避意识，与一切可能导致扭曲公正的私益保持距离。

    又有多少法律才能养成警察对权力的敬畏？显然，无论是从《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和公安部的各种禁令来看，警察担任医院副院长都是违规甚至违法的。

    为什么这么多教训、这么多法律都不能祛除警察的“家丁意识”？问题出在警察权力的约束上：虽然说警察手中的权力源于公众赋予，但公众决定不了警察的升迁，公众的评价奈何不了警察，公众更不能通过人大代表对财政预算的约束影响警察的收入——这种约束的缺位事实上形成了许多警察骨子里“权力私有”的潜意识，在这种潜意识下，利益回避敏感和权力分寸感就很容易丢失。(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