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批评性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被告上法庭，个人资产也已被法院冻结。

    我国法律对实行财产保全一向较为慎重，而此次牵涉到两名记者基本生活保障的财产，如此轻易地被冻结，效率不能说不高。有专家指出：“对于媒体和记者来说，被诉不是一个可选择的问题，是否会被起诉，完全取决于别人的意愿。”

    这反映出我国新闻工作者维权的艰辛。2004年，仅北京市一中院就审理了15起因新闻报道而引起的新闻侵权案件，竟然有14起是媒体败诉，这种情况即便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非常罕见的。如此大的败诉率，将在客观上鼓励被监督者与媒体对簿公堂，加大了媒体实施舆论监督的成本。富士康狮子大开口，提出3000万索赔恐怕也与此有关。

    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国法律一向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新闻所主张的事实与法律意义上的事实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新闻真实不可能做到像法律事实那样精确无误，如果以法律事实的尺度去要求新闻事实，就显得过于苛刻，新闻报道就可能由于空间被极度压缩而陷于无所适从的停滞状态，公众的知情权也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舆论的监督力量也难以发挥。

    令人欣慰的是，在3000万索赔见报后，公众的反映空前强烈，绝大多数人对记者表示支持。这中间透露出三个信息：其一，沿海地区的确有“血汗工厂”的存在，使许多人对报道的真实性表示认同。其二，公众担心由于记者空间被过分挤压而导致知情权受损。其三，资本无所不能的能量，让公众担心法律的公正受到影响。这从侧面反映出媒体监督权所受到的阻力之大。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只有在法律上给予记者强有力的保护，才能鼓励媒体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性，从而，更快更早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许多西方国家，与媒体打官司是很难打赢的。以美国为例，它早在1964年就确立了“实际恶意”原则，公共官员（后扩大至公众人物）起诉新闻媒介诽谤案，必须向法院证明媒体失实的报道确实含有“恶意”，即明知内容虚假或者毫不顾及内容的真假却轻率予以发表。

    这一原则源于一场著名的诉讼。1960年，蒙哥马利市警官萨利文控告《纽约时报》刊登大量警察袭击黑人青年的不实报道，损坏了他的名誉。1964年3月9日，联邦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判决，9名大法官一致同意判萨利文败诉。理由是：新闻媒介在报道时“犯错误的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美国最高法院从此确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际恶意”原则。1985年，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诉《时代》周刊诽谤案，就是以被告不具有“实际恶意”而被判败诉。

    我国也强化了对新闻媒体发挥监督作用的保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只要新闻报道符合新闻行业的特点、程序、规律，即被认定“新闻真实”，即使内容与客观真实有一点偏差，仍不视为侵权。但在实践中，这一原则未能得到切实贯彻。3000万索赔案，其实就是一个警示：记者的维权环境亟需改善。

    应该认识到，在我国，实施新闻监督的阻力更大。2005年，出现了一个“术语”——“控负”，其含义是“控制对本地区、本部门的负面报道”。至于刁难、辱骂、殴打记者的事情，更是不断发生。倘若媒体再得不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很容易挫伤媒体监督的积极性，抑制舆论监督力量的发挥。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富士康3000万索赔案，有可能将对整个媒体的价值取向和舆论监督的走向产生影响，这注定富士康状告记者案，将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陈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