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应该把“人口红利”称为“人口相对红利”，因为“人口机遇”是否转化为“人口红利”，或者“人口红利”是否比较长久地存在是有条件的，除了就业文化和制度环境以外（如以性别为导向的歧视性就业文化与政策，往往把女性劳动力演变为反而需要社会负担的人口群体），它还取决于劳动人口现有的规模、劳动人口的质量或人力资本的含量、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适度的劳动人口规模和比较高的人口质量、技术水平以及资源禀赋，才能把“人口机遇”转化为“人口红利”，并在较长的时期里收获“人口红利”。

  首先，充分就业是“人口红利”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严重超过经济总量需要的劳动人口规模反而会减少“人口红利”，缩短“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据统计，未来几年，我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目前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有1300万人左右不能就业。不仅如此，还有2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在等待着向城镇和二、三产业双重转移，他们在进入就业领域之前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在业人口的供养对象。就业不充分是不可能让劳动力供给丰富的国家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所以，不以实际在业的劳动人口作基数计算人口负担系数，或者纯人口学的负担系数估计，只会虚抬或夸大“人口红利”。大量青壮年失业人口存在，还会通过他们相对高于老年人口、少儿人口的消费，带来社会控制成本的加大，间接地降低储蓄率和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此外，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存在还会降低在业人口的就业地位，恶化他们的劳动环境。而对在业劳动力的廉价或掠夺性使用，一方面致使他们的单位抚养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导致他们过早地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染上职业疾病，很快又转化为社会的经济负担。

  其次，“人口红利”的大小还受到劳动人口质量的制约。人口质量首先是人口的健康状况。低下的人口健康水平，会从分子和分母两个方面同时挤压“人口红利”。从分子来说，如果就业人口是一定的话，残疾儿童或老人的比例越大，人口负担或抚养系数就越高，而且重残的劳动人口也会加入分子，增加社会的负担。从分母来说，如果残疾人口占较大比重，社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就会下降，在业劳动人口的抚养能力也会减弱，其结果都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人口质量还体现为通过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和各种劳动技能。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间成人文盲数量虽然减少了近1亿人，但全国成人文盲率和青壮年文盲率仍分别为9.08%和4%，特别是女性成人文盲率高达13.47%，女性青壮年文盲率也高出男性0.13%。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大部分是劳动技能低下单一的农民，文化知识贫乏和二、三产业技能缺乏成为他们实现城镇和产业转移的最大障碍。显然，劳动人口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将导致结构性的失业和就业稳定性下降，阻碍“人口机遇”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口红利”。

  第三，“人口红利”还是一个技术概念。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自动化生产工具的使用，往往会对人口红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增强每个在业劳动人口的抚养能力和储蓄潜力；二是降低物质生产和服务提供对生理和体能的要求，延长劳动人口的生产和服务年限，从增加分母和减少分子两个方面提高整个社会的抚养水平，甚至让残疾人克服或超越身体缺陷，成为自食其力或者还能供养他人的劳动者；三是延伸产业链，扩大生产领域，为劳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四是减少资源耗费或者增加对新的资源使用，缓解资源稀缺性对“人口红利”产生的约束。所以，我认为，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抚养能力的增强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要大于纯粹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的作用。当然，技术和机器也可能带来对劳动力的替代和排斥，在我国劳动力资源剩余的情况下，技术的这种双刃剑作用就会表现得较为明显，它通过提高单位劳动力抚养能力产生的“人口红利”就会被抵消。因此，“人口技术红利”应该在我国得到更多的重视，它要比“人口数量红利”具有更好的经济性和持续性。

  最后，“人口红利”还取决于各国的资源禀赋。没有足够的资源作为支撑，像土地、水源以及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动力的缺乏，“人口机遇”就不可能通过生产和服务过程转变为“人口红利”。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得益于“人口机遇”带来的一定红利，主要是因为我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资源大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较为充裕的生产资源与较为廉价的劳动人口之间的结合。然而，随着我国资源优势逐步退化，资源性的“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消失。

  鉴于以上分析，我以为要慎重使用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负担系数，更不能用“人口红利”的消失来转移对人口数量的关注，甚至掩盖我国人口基数过于庞大这样一个基本的人口事实。可以说，在比较长的时期里，导致“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的劳动力短缺不会在我国出现，继续控制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主题和主流。另外，也不宜用“人口负债”来简单认识老龄人口的增加，影响社会对老年人的友好态度。其实，不论从过去还是现在来看，老年人口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只消耗社会财富的一个人口群体，他们不仅养育了一个民族，而且还为这个民族的承续和发展创造和积累了物质和精神财富，即使今天他们还通过各种方式继续自食其力，继续为社会做贡献，他们绝对不是社会的累赘和年轻人口的负担，让他们有个幸福和快乐的晚年是我们不可推卸的人口责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以乐观、积极与科学的态度对待我国的人口年龄转变，把人口作为一个团结互助的整体，从先进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资源保护等方面入手，统筹解决好老年人口增加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

  对于劳动人口，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做到充分就业，把现实存在的劳动人口变成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有效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使在业人口进入一个比较良性的劳动能力再生和职业后劲增强的过程，变成一个不仅有效而且是长效的人力资源，进而保持乃至提升我国劳动人口的整体抚养能力和水平。对于老年人口，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上。对于少儿人口，要把好生育质量关，特别要把婚检落实在“生检”上，实施优生优育计划，最大限度地降低出生人口的缺陷率。要尽快把我国义务教育年限从9年延长为12年，并重点抓好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继续走大众化的高职和大学教育发展道路。努力强化未来劳动人口的财富创造能力和社会赡养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作者为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叶文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