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靖县船场镇上汤村卫生所村医林祥钢正在配中药。 段金柱 摄

    长期以来，乡村医生作为我国县、乡、村三级卫生医疗体系的网底，肩负着为农村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职责。在农村，实现“小病不出村镇”的愿景，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的生存状况又有多少人了解？记者近日在云霄、南靖等地展开了调查。

    楼下是诊所，楼上是家

    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挤得满满的，前面靠墙一排是中药柜，余下的空间就只能放几张桌椅，后面靠墙两侧都是西药柜。这里是云霄县陈岱镇礁美村卫生所，54岁的村医施永生已在此服务了30多年。

    “我（上世纪）70年代初就在村里当‘赤脚医生’，1981年获得乡村医生证书，一直干到现在。”他说。

    “这里也是我的家。”施永生说。记者发现，他家的三层楼房，一层是医疗室，另两层是住房，此外还有一间小瓦房作“住院部”，放了一张小床。“条件就是这样，硬件都是自己置办的，再想有大的改善不现实，因为没有太多的钱。”他说。

    记者调查的几个村卫生所状况与此类似，要么楼下是诊所，楼上是家，如南靖县船场镇上汤村，要么前面是诊所，后面是家，如云霄县陈岱镇岱北村。南靖县山城镇溪边村一直坚持合作医疗，卫生所由村里提供场所，但也就是两间房子，设施也简陋。南靖县船场镇西坑村卫生所的两间房子是两位村医合着花了1.6万多元买下的，墙壁、隔板等都已破败。

    “这些都是（上世纪）80年代留下来的。”村医刘两火指着淡绿色的药柜说。

    条件并不优厚，但村医承担的责任可不轻。“看病方面，我们看些小病，比如伤风感冒、小儿科、肠道疾病、轻微外伤等，村民不用跑到镇里和县里。”施永生说，乡村医生大多是“通科”，外科、内科都看，中医、西医疗法都用。

    目前的村医多是以前的“赤脚医生”，接受正规、高水平训练的较少，大多是通过从业后的培训以及实践锻炼出来的。如施永生上世纪70年代就在镇里、县里培训了好几次，1986年从成都中医学校函授结业，1998年又通过县卫校函授取得中专水平证书。

    除了看病，村医还负责村里的基本卫生保健、防疫，如流感等疾病多发时节，通知村民怎样预防；小孩子的疫苗注射，通知他们到镇卫生院打；育龄妇女的产前、产后观察等。如遇到非常时期如“非典”，村医的责任更大。“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们比较忙，通知村民怎么预防，量体温，发简单的防护品等等。”上汤村村医林祥钢说。

    一年365天，几乎没有休息日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村卫生所尚未出现中西部一些地方“设备简陋、收入有限、运转艰难”的状况，村医的月收入一般超过千元，好一点的达2000元以上，在当地还算可以。但也存在不确定风险，如欠账等。

    据了解，村医的收入主要来自药费。按照规定，他们卖药可加价销售，西药可加价15％，中成药20％，中药30％。诊费收入极为有限，一般看一次病仅收1元左右。“跟其他地方比，我们乡村医生看病肯定是最便宜的，看个感冒顶多10元左右，在县里可能就要几十上百块。”林祥钢说。他的诊所，由于看病人数较多，月收入还可以。此外，他们每月还能从上级卫生部门获得60－80元的补贴，这是他们预防保健工作的报酬。

    然而，村医的收入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的。一些村民家庭比较困难，看病可能没钱或者不能足额付费，村医看了病要倒贴钱。“这种情况不是太多，但无论怎样，没钱我们照样看病，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帮一把。”林祥钢说。

    一些村民家庭特别困难，看病只好欠账，少的几百元，多的上千甚至上万元。刘两火告诉记者，有一户村民小孩得了红斑狼疮，欠下1000多元，已经10多年了，由于家境不好至今未还，“我们也没去讨，毕竟人家比较困难”。

    与收入相对的是，村医的支出和所承受的压力较大。接受记者采访的村医普遍反映，他们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日，几乎天天上班，有时深夜还要出诊。“现在医生多了，情况好一些，（上世纪）80年代，有时一个晚上要出诊五六次。”云霄县陈岱镇岱北村村医陈辉山说，“我们的休息都不是很好，现在叫我睡，我马上可以睡着。”

    与沿海相比，山区的村医更辛苦。“有的村民住得比较偏远，我们过去要翻好几座山，最远的骑自行车要半个小时。”刘两火说。

    记者观察发现，除了南靖县山城镇溪边村卫生所有8个人之外，其他卫生所基本上是一两个人。而且，除村医之外，其余人员要么是他们的爱人，要么是子女，帮忙抓药、注射等。这意味着，看病、拿药、检查等，大都由村医一人完成。“有时候病人多了，还是比较累，而且要防止出现差错。”林祥钢说。

    最担心的是养老问题

    谈到面临的问题，村医不约而同地反映，“最担心的是养老问题”。由于他们自年轻时起即以行医为生，家庭生计也大多靠此，因而，他们担心老了无法行医之后，生计将成问题。“别看我们现在还可以，老了之后就不好办了。”54岁的村医施永生说。

    因此，他们对办理社保，解决养老问题极为渴望。“如果能像公职人员一样办理社保，那最好了。”刘两火说。他们甚至设想，现在发给他们的补贴可以不要，转为社保，自己再交一些，都可以。

    此外，另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是，谁来接班继承村医职业。记者接触的村医大都超过40岁，有些超过50岁，南靖县山城镇溪边村的严三省已66岁了。据他们反映，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已大不如前。“我现在小孩子测试头皮针已经打不了，因为眼睛花了。”施永生说。问及谁来接班，他们大多一脸茫然。他们说，村里也有孩子出去读卫校之类的，但回来就业的很少，医科大学生更不用说了；至于选拔、培训医学人才，传承乡村卫生事业，还没有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有意思的是，记者采访的几位村医，他们的子女大多曾经上过卫校或参加过医学方面的培训，但在村卫生所工作的寥寥无几，有些人干过一段时间又离开了。如刘两火的一个女儿上过卫校，但没有“女承父业”，目前在厦门一家药店工作。“她说呆在家里没劲，还比较累。”刘两火说。 （记者 段金柱 通讯员 邱长勇 陈卫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