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官，这是宋朝特设的一种官职。一些得罪于朝迁的逆臣，年迈体衰的老臣以及无职位可以安排的朝臣，都暂充各名山道观寺庙的祠官，食祠禄而养亲，因此奉祠之官都是闲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是遭受贬谪之臣，故陆游曾有“世路涩于棘，祠官冷于冰”之叹。祠官坐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数年，甚至死于任上，报国无门，牢骚满腹，而俸禄少得可怜。他们之中，有一部分是闻名朝野的理学家，官场失意，但在闲职上都能潜心钻研学问。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武夷冲佑观自南宋以来，接纳了二十四任祠官，其中著名的理学家几近一半，除了“东南三贤”朱熹、张栻、吕祖谦以外，还有朱熹的老师刘子翚、与朱熹同时代的永嘉学派著名理学家叶适以及彭龟年、林大中、黄度、陈舜申，还有朱熹的弟子傅自得、黄干、刘光祖等。

    理学家、诗人刘子翚

    南宋初年，达官显贵偏安于临安，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正在这时，《汴京纪事》驱散了令人窒息的“乐而忘蜀”的风气。其作者就是著名的理学家、诗人刘子翚。他是少年朱熹在武夷山就读时的老师。组诗《汴京纪事》有力地抨击了误国的权奸和肆意侵略的女真族。

    帝城王气杂妖氛，胡虏何知屡易君。
犹有太平遗老在，时时洒泪问南云。

    
联翩漕舸入神州，梁主经营授宋休。
一自胡人来饮马，春波惟见断水流。

    
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消。
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
………………

    这一组被当代史学家喻为“南宋流亡三部曲”的诗当即流传金兵占领区和偏安一隅的南宋版图上。

    刘子翚（1101-1147），字彦冲，其父刘韐罹难于靖康之变。当时。年轻的刘子翚还在真定府当一个小幕僚，得悉噩耗后痛不欲生。他含着满腔悲愤，扶父灵柩回到武夷山，安葬在五夫里的拱辰山，庐墓三年之后出任福建兴化军通判，屡有政绩，但因国恨家仇时常萦绕在怀，遂致忧愤成疾，自号病翁，身体异常羸弱，自知不能胜任宦事，遂请任祠官。绍兴元年（1131年），他主管武夷冲佑观，任期满后，他索性辞职回乡，在屏山下，潭溪旁专心做学问，号称屏山先生。他接受老友朱松的临终托孤，诚心教诲朱熹，又为他构筑了简易的屏山书院，努力教育朱熹早日成才。嘉庆《崇安县志》是这样措述这位学者的严谨学风的：“每相见讲学之外，并无他言。”严师出高徒，朱熹对严师刘子翚的严肃治学态度是敬畏的。后人评论说：“文公称其（指刘子翚）文辞之伟，足以惊一世；精微之学，静退之风，足以发蒙蔽。”（《宋元学案》）朱熹少年苦读至一举成名的三年期间，大部分是追随刘子翚来往五夫——武夷山之间读书讲学的，《崇安县志》记载他追随刘子翚，“朝夕于之侧”，“顿首受教”。

    刘子翚携徒往返五夫里——武夷山讲学，为了途中憩息的方便，还专门在途中的下梅里附近购屋一间，买田二百余亩，作为歇马停宿之处。从此，这里居民渐多，聚集成村后，就取名为歇马庄。所购之田租给人家耕种，把田租充当讲学和其他费用。实际上，刘子翚把这些田产看作他与朱家的共同财产。四年后刘子翚亡故时，朱熹才18岁，还未成年。刘子翚的侄子刘珙就把这些田产全部交给朱熹，作为朱熹赡养慈母之用。朱熹感恩不尽，当他成名之后，立即将这些田产归还刘家，但刘珙、刘玶两兄弟都不接受，后来只好把田产转赠南峰寺（亦称南丰寺）作为寺产。该寺现属武夷乡吴齐村黄竹源（古属下梅里），原建于五代（939年），庙址至今尚存。这一段师生友谊佳话一直在武夷山人民中传流。

    水心先生
——叶适

    叶适（1150-1223），南宋哲学家，永嘉学派的代表。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学者称水心先生。官至吏部侍郎。他是与朱熹一道被诬为“伪学”党徒而于庆元四年（1198年）贬官除籍的。在这之前，他就曾因得罪韩侘胄，从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的官职上降了两级，主管武夷冲佑观。在这里，他认识了学术上的论敌朱熹，但政治上的失意，已使他们无法辩论。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永嘉学派和金华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永康学派（以陈亮为代表）同为浙东学派。朱熹对永嘉派、永康学派和陆九渊的象山学派的评价，可供我们思索。他说：“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对于陆九渊，朱熹还有所肯定；对叶适、陈亮之学术观点，朱熹则全盘否定。叶适、陈亮对朱熹的斗争实质上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叶适没有同朱熹当面交锋，但他的同调者——永康学派的陈亮，却在与朱熹的论战中锋芒毕露。

    陈亮（1143-1194），南宋思想家、文学家。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他与朱熹早有接触，并同在浙江永康方岩寿山石洞和龙窟等地一起讲过学，但两人在学术和政治观点上都有严重分歧，因此导致了长时期的论争。他们辩论的性质，是属于理学与功利之学的争论，它不同于朱熹与陆九渊之间只是在理学内部的分歧。淳熙九年（1182年）初春，当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司的身份巡视衢州、婺州（今金华）地区时，身为布衣的陈亮找上门去。围绕“王道”与“霸道”、“义”与“利”、“天理”与“人欲”等问题和朱熹进行了为时十天的面对面的辩论。淳熙十一年（1184年）陈亮受诬入狱。出狱后，朱熹即指责陈亮“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并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朱熹《寄陈同甫书》）。陈亮挺身作答，据理还击：“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陈亮《又甲辰秋书》），于是朱熹在武夷山为一方，陈亮在永康县为另一方，正式开始了一场以书信形式进行的、历时数年之久的“王霸”“义利”的大辩论。

    朱熹提出要把历史分为“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两截，认为“三代以上”是“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而“三代以下”是“人欲横流”的“霸道衰世”。“天理”为“义”，“人欲”为“利”，鼓吹要“存天理，灭人欲”。陈亮针锋相对，他认为王道与霸道、仁义与功利、天理与人欲是统一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从功利主义思想出发，陈亮深刻地批驳了朱熹所持的理论。其中对于“仁义”与“功利”的问题，陈亮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最初的君主，是由人民推举出来的，并不是以“仁义”取得天下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仁义”不“仁义”。像汉、唐之君那样能建功立业，使国家保持长期的统一和富强，“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陈亮《问答》上），其“义”就在“利”中。“义”“利”之争的实质是究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陈亮断然拒绝朱熹叫他“以醇儒自律”的劝戒，明确表示要“学为成人”，要做像管仲、刘邦、李世民等那样“当得世界轻重有无”的人（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一》）。他认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转引自朱熹《寄陈同甫书》引）。陈亮这种功利思想，如此强调要重视现实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去做对当时社会有贡献的抗战派、改革派，从而完成抗金统一的大业。

    陈亮所创立的与正统理学相抗衡的永康学派，其势如“旗鼓满天东”（引自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朱熹惊呼道：“陈同父（亮字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朱熹的门徒更视陈亮为怪人：“每见亮来，则以为怪人，辄舍去不与共坐。”（陈亮《又丙午秋书》）有趣的是，与朱熹交善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却是陈亮的知音，两人早于淳熙五年（1178年）就结为政治上和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战友。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二人相会于与武夷山毗邻的江西铅山县鹅湖，等待朱熹前来共商抗金大计，后因朱熹有事未能赴约。朱熹与陈亮基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攻讦论战达数年之久，但他们的私交还是笃深的。陈亮51岁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被皇帝御笔擢点为第一名。朱熹闻讯大喜，立即驰函致贺。叶适对同调者陈亮更是推崇有加，陈亮去世后他为之撰写墓志铭。后来还应陈亮之子陈沈云请，为其遗著四十卷作《龙川文集序》。

    与朱熹、叶适同列入为伪学党魁的彭龟年也任过武夷山冲佑观的祠官。这位曾出使金国吊祭微宗的名宦兼名儒，屈居祠宦之后，曾在武夷山一带吟哦著文，为武夷山理学名山增添了潇洒的一笔。提举武夷山冲佑观的林大中也是一位学有硕果的理学家，著有《林大中文集》（三十卷），庆元伪学案兴起之时，他毅然上书直陈冤案制造者韩侘胄的罪行，为被诬为伪学案罪魁的彭龟年、吕祖谦明辨是非曲直，因而得罪了朝廷，被罢官后提举冲佑观。直到韩侘胄被诛后才复官任吏部尚书。另外一位祠官李祥也因仗义执言，为伪学案头号罪人的赵汝愚辨诬，而被罢官主管冲佑观，后以国子监祭酒致仕（退休），死后谥为肃简。

    褒崇理学的魏了翁

    魏了翁（1178-1237），南宋学者。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官至端明殿学士。于宝庆元年（1225年）、绍定四（1231年）两度任武夷冲佑观祠官。前一任只有数月，第二任长达三年。他与朱熹的追随者真德秀（号西山先先）为挚友。在确立理学统治方面，魏了翁与真德秀相为羽翼，并称其功。黄百家说：“从来西山、鹤仙并称，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独举也。”（《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

    魏了翁一生致力于转移风气，矫正士习。他的救弊之方就是推崇理学。当朱熹所倡导的正宗理学被诬为伪学时，魏了翁为理学辩诬，指斥“伪学之禁”，与同科进士真德秀共同承接濂洛一派。“伪学之禁”刚废除之时，史弥远为相，对理学采取阳重阴抑的政策，理学实际仍处于压抑的状态。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上疏乞为理学的祖师爷周敦颐、程颐赐爵进谥。他在奏疏中说，“对学”的兴衰关系着世道的治乱，孟子后，“圣学”不传，因而治之日少，乱之日多。至周、程出，圣学中兴，人“始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因此应该褒赠周、程，“开阐正学”，以示学者趣向（《鹤山文集》卷五《奏乞为周濂溪赐谥》）。经过魏了翁一再奏请，加上一些朝臣的舆论支持，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迁谥周敦颐为元公，谥程颢为纯公，谥程颐为正公，正式褒扬了周、程开创理学的功绩。于是各州郡纷纷为周、程等理学家建立祠堂。魏了翁应各州郡之请，屡为周、程祠堂作记，表彰弘扬，张大理学旗帜。魏了翁与真德秀在推崇理学方面志同道合，并称其功，成为确立理学统治的重要人物。理学从开创到确立统治地位，经历约180年。此后在思想界统治了500余年，到清代为乾（隆）嘉（庆）汉学所代替，但其思想影响却经久不衰。

    黄干

    黄干是朱熹的女婿，也是他的四大弟子之一，他分别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嘉定九年（1210年）两任武夷冲佑观。头一次是开禧北伐失利之后被贬为闲官的，第二次也因得罪权贵而罚坐冷板凳的。

    黄干拜师于朱熹，时间大约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当时朱熹年届而立，自同安主簿任内赋归在武夷山麓的五夫里执教，闻名远道前来拜于门下的学生络绎不绝，包括最早前来求道的建阳人蔡元定在内，前后有数百人之多。黄干是其中的佼佼者。黄干字直卿，闽县（今福州市）人。《崇安县志》记载着他的为学之勤：“昼夜厉学，更不设榻，倦则微坐一椅，或直达署。”之后“晦庵（指朱熹）叹其坚苦，以女妻之。”黄干为弘扬朱子理学不遗余力，朱熹逝世后，他为先师撰述《行状》，赞美朱熹“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这种“万世宗师”的提法，与孔子被尊重为“万世师表”的提法是很相似的。可以说，孔孟而后，朱熹是一位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夫子”。

    关于朱熹、黄干翁婿感情融洽的轶闻，曾在武夷山下的五夫里民间广为流传。《坚瓠集》就曾记载着一个故事：朱晦庵访婿不遇，其女出葱汤麦饭留之，意谓简亵不安。晦庵题诗云：“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印证黄干为他撰写的行状：“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共。”真可谓“朱子固穷”了！